第二章 自序

我在上海光华大学，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。其初系讲通史。自后体裁院长钱子泉先生说，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叠，不如讲文化史。于是改讲文化史。民国二十七年，栽植部颁行大学课程；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齿必修科，后改为通史，而注明须谛视于文化。简短因政事方面，亦不可缺，怕命名为文化史，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。宅心诚甚周到。然通史陶冶，共止120小时，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同样，恐终难免于犯复。是以我刻下陶冶，把他分为两部分：上册以文化气候为题目，下册乃依期间加以辘集，以便两面兼顾。此意在本书弁言中，业经述及了。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，参考竹帛，十不备一；而时分甚为匆促。其不成完善，自无待言。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议论，以诠释其变迁之故，而推寻近况之所由来；此等竹帛，刻下似尚未几，或亦足供参考。故上册写成，即付付梓，以代钞写。不完不备之处，当于翌日大加订补。此书之意，欲求中国东说念主于近况之所由来，多所了解。故答复尽力扼要，行文亦尽力浅陋。又多引各式社会科学成说，以资诠释。亦颇可作一般读物；单取上册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。其浅陋误缪之处，务望现代通东说念主，加以教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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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吕想勉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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